张思南:谁最想让《苹果日报》死?《苹果日报》又真死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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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新闻:《苹果日报》停运,引起欧美国家关注,美国总统拜登声称这是香港新闻自由“悲哀的一天”,你对此怎么看?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苹果日报》停运这件事情?
特约评论员 张思南:《苹果日报》停运后,西方世界纷纷以所谓“新闻自由”为题做文章。但我认为,西方所谓的“新闻自由”根本就不在这次事件的讨论范围之内,而就《苹果日报》停运一事而言,更应该讨论的是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谁最想让《苹果日报》死?不考虑别的,假如这个世界上有某个按钮,能让《苹果日报》奇迹般起死回生,拜登、拉布、马斯拉里这几位这几天对《苹果日报》表达过无限哀思的西方世界领袖会不会按下这个按钮?我认为就当下而言,大概率不会。
当外界将话题集中于“假新闻”和“新闻自由”之上时,我认为这其实是在讨论伪命题。我相信没有人不知道《苹果日报》是靠“假新闻”起家,其本质或者说本质的一部分带有某种明确的政治指向性,《苹果日报》的存在就是西方世界对华政治战的抓手。而随着国安法的实施、香港在国安上的漏洞被堵上,《苹果日报》的关门歇业就是一件必然的事情。这时候用所谓的新闻自由来说事,进一步暴露了美西方一些政治力量的伪善和双标。
所以,表面上《苹果日报》不断渲染自己的壮烈气氛,西方世界也在不断致悼词,吹捧《苹果日报》,看起来是如此的“郎情妾意”,但本质上这就是“杀鸡取卵”,是当《苹果日报》活着已经无法继续为西方国家创造价值,就只好以一场盛大而又仪式化的死亡来递自己最后的投名状。
第二,复盘一下此次《苹果日报》的停运,谁该负责?迄今为止,有关《苹果日报》停运的一切消息,皆来自于《苹果日报》自身。是《苹果日报》董事会作出了6月26日最后一期出街的决定,是《苹果日报》各版块自行决定关停。香港特区政府或是中央人民政府自始至终从未做出过任何关停《苹果日报》的决定。
有人会说了,但是《苹果日报》和黎智英的资产被冻结了啊,以至于《苹果日报》资金周转断裂。有关这个,我们有必要讲明白,6月17日,《苹果日报》被冻结的资产加上另外俩家壹传媒旗下的企业在一起,不过港币1800万元。而根据《苹果日报》5月自行披露的数据,公司账面资金仍有2.287亿元,理论上1800万元不过是冰山一角。而黎智英自从2020年12月29日辞任以来,与壹传媒和《苹果日报》的资金链也就没了关系,黎智英资产被冻结只会影响他将来源不明的资金输血给《苹果日报》。
换言之,《苹果日报》关停的真正原因是经营不善,是在说了20多年的谎话和疯言疯语之后,终于被港人所厌倦,被市场所抛弃。根据壹传媒公布的财报,截至2020年9月,壹传媒银行外债累计港币2.6亿元,其中1.68亿将于一年内到期。而2020年3月至9月仅半年期又亏损多达1.45亿。也就是说,一直以来《苹果日报》不过就是在苟延残喘,停运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
我很好奇,对于西方国家而言,此时是不是只有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用国家财政为《苹果日报》填补亏空才叫维护“新闻自由”?为什么中国要为一家商业化运营的媒体因为经营不善倒闭而背上“破坏新闻自由”的锅?这种无限上纲上线的所谓“新闻自由”,英国、美国、欧盟本身又做得到吗?这甚至已经超出了“双重标准”的最大恶意极限,而成为了一种纯粹的清教徒式的猎巫。
第三,《苹果日报》真死了吗?我不得不说,《苹果日报》下地狱了,但恶魔依然在人间。从这场被渲染出来的,看似盛大而仪式化的死亡,到西方政客们假仁假义的致哀,就像是一场预谋好了的邪教献祭和招魂。最终的目的,是要把疯狂、暴力、仇恨的病毒,借着《苹果日报》腐烂的尸体,传染给参加葬礼的每一个人。
《苹果日报》死不足惜,但它是不是真死了,却是最需要擦亮眼睛、提高警惕的问题。
(左至右)新任警务处长萧泽颐,新任政务司司长李家超,特首林郑月娥,与新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宣誓仪式
直新闻:周五,国务院任命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保安局局长以及警务处处长,引起香港社会高度关注,你对此怎么看?此次人事变动反映出港府的侧重点会发生哪些变化?
特约评论员 张思南: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无论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在香港做什么,都会出现令人啼笑皆非的阴谋论。比如说在此次疫情之中,健康码是为了监视港人,而验核酸则是为了在基因层面上监视港人。至于此次港府人事变动,同为警队出身的李家超及邓炳强分别出任政务司司长和保安局局长,就被指是要建立“警察政府”。
我可以肯定,杜撰这个阴谋论的人不只别有用心,而且是一个政治学门外汉。因为“警察政府”是个政治学概念,它并非望文生义那般指“由警队出身的人建立政府”。我可以理解,一个人的出身,其背景,对于这个人将要出任的职位必然有着某种影响,但如果要说就决定了这个人的决策方向,那也不免有些牵强。因为按照这个逻辑,美国迄今为止46位总统中有29位是军队出身,那是不是可以理解为,美国有一个军政府?
我认为,对于港府此次人事变动,港人一个合理的预期是未来一段时间,特区政府的工作重心将倾向于国家安全领域。第一,这是现实情况所决定的,香港社会在接下来的一年内将面临立法会选举、选举委员会选举以及特首选举三场大选。这场前所未有的高强度连环选举需要的是前所未有的安全与稳定的社会环境,同时也是香港选举制度完善以来首次实践,意义不可谓不重大,港府不着重于国家安全反而是怪事。这就是为什么新上任的政务司司长李家超今天上午在面见香港媒体时坦言,“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
第二,这是解决香港深层次的国家安全问题所必须的。自2003年以来,香港有关《基本法》第23条的立法工作迟迟未有推进,但随着香港国安法的落实和香港社会政治氛围的转变,当前处于一个推动第23条立法工作难得的窗口期。尽管林郑月娥表示,相关人事调动并非完全为第23条立法做准备,但我们注意到新上任的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已经强调,有关第23条的立法工作,“香港必须做”而且要“尽快做”。某种意义上,这也是港府对于国安法第七条——香港特区政府应当“尽早”完成《基本法》所规定的的维护国家安全立法——的一个积极回应。
另一方面,港府着重于国家安全领域不代表就会忽视其他社会民生领域。由李家超出任政务司司长,并非意味着只有纪律部队工作重要,而是寄希望于借助这位前保安局局长优秀的统筹能力令全体18万公务员上下一心,落实当前香港社会由乱到治的各项工作。根据特区政府介绍,政务司司长的工作正是负责协调全部9个政策局,而当天李家超也对媒体表示,“作为政务司司长,会确保其他局长的政策足够全面且有效”。
作者:张思南,深圳卫视直新闻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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